我们家的对面就是铁路，中间隔着的就只有我们家的养鸡房和几棵稀稀拉拉的树。从我们的前院很容易就能看到一个黑体字的牌子：“铁路交叉”。那个高高梆在杆子上的木制X字牌子是告诉行人和机车司机，会有火车从那儿过。火车来的时候，没有一闪一闪的灯发出信号；只有等火车临近这个郊野小交叉点时，火车司机才会鸣响汽笛。有时候，他们就摇响挂在车头上面的铃铛。

火车并不每天从这儿过。我们一星期只能看见或是听见两次：一次是往西走，一次是往东走；下午通常是去南港，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再从克拉马组返回来。火车从没在星期一来过，所以我们那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时，知道今天是不会听到火车的鸣笛和轰轰隆隆从这儿过的声音的。

几星期前下的一场软软的雪，已经把我们松树林这个小小居民地变得象仙境一般。大大的、白白的雪片从天上飘下来，落到树上、屋檐上、车上、路上、篱笆上、电线杆子和田野上，使这十二月早晨的天空笼罩在朦胧之中。即便如此，我们那天早晨跪下祷告时，还是觉得屋子里相当舒适和暖和。

“亲爱的上帝，请在今天这一天里关照我们，”我丈夫以这句话结束了祷告。每天祷告的结束语差不多都是如此，可我们根本不知道今天我们是多么需要天父对我们随时随地的保护啊。

在门口吻别了我们要去上学的红发小女儿塞维亚。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把她送到一个有十年级的教会学校去，并有好心的邻居愿意把她跟自己的孩子一同送到学校去。

我们家的车几个月前就报废了。现在唯一能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那辆旧卡车，我弟弟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螺丝桶”。卡车的一边，我们得先把车窗放下来，然后把手伸出去开门，另一边的车门也时不时地卡住，很难打开。不过有这么一辆旧卡车，我们还是感恩知足的。

今天我们格外地高兴。我家是做养鸡生意的，今天刚好跟一个人谈成了一笔生意，他要来买我们一车鸡。那天早晨我急急忙忙地做着活儿，眼睛不时地瞟着窗外，看有没有装满鸡笼子的车开进来。

一直到午饭后，我丈夫才看见车来了。他指挥司机把车开到鸡场西头的门前。车停在两棵枫树底下，车顶上的笼子正好把树枝上的雪都扫掉了。两个男人从车里走出来，跟我丈夫说了几句话后，其中有一个人爬到卡车的后面，把里面的空鸡笼子扔给另一个人。地上的人接过来，一摞一摞地放在地上。我丈夫捡起一只笼子，拿到里面去了。

我急忙跑到鸡房，帮着把鸡抓到鸡笼里，然后由那两个人把笼子搬上他们的大卡车。到半下午的时候，我们这车吵吵闹闹的鸡就换了一大把我们手头急需的票子。我们又数了一遍钱，那两个人就开着车走了。

回到屋里，我们第三次数了数手里的钱。我瞥了一眼时钟：二点四十五！

“快点儿，亲爱的，”我喊着。他正在卧室里换衣服。“我们现在要走的话，去银行还来得及。”

我们开着那辆“螺丝桶”一溜烟地上了路，眨眼功夫就到了铁路边。很显然，有护路工把轨道上面和旁边的积雪都铲起来，推在一起，使路轨变成了两道壕沟。

我们的前车轱辘刚滚过第一堆雪，就跌进了一号壕沟，后车轮子则开始往下打着转。我丈夫试着往后倒，可车怎么也动不了，只有车轮子在打着空转，方向却是反的。

“幸好今天不跑火车，”我丈夫笑着说。“喂，我说，你能不能开开你那边的门，下来帮我推一推？”

“行啊，”我转过身去开窗，好伸出手去开门。可是车门冻住了。我抬头看了看，正见一辆火车的黑影子从拐弯处蠕动着爬过来。

“火车来了！”我大叫起来。“我的窗子冻住了，够不着门闩！”我一边喊着，仍然拚命地开窗子，可就是打不开。火车的鸣笛直刺我们的耳鼓。

“往我这边来，”我丈夫说。我挤到他身后，准备等他的门一开，就往外跳。他转动着车门的把手，拚命地用大腿顶，可门就是不开。我都能看到火车直朝我们压过来了，这时汽笛大响，铃声大作，还有刹闸的声音。

“祷告呀！”我丈夫大声朝我喊。可我早就在祷告了！他一脚把油门踩到最大。突然，卡车象直升飞机似地被从壕沟里提了起来，刚好掠过地面，接着像子弹一样地射过二号壕沟，落到了路面上。

我一回头，见那呼呼轰轰的大铁家伙从离我们卡车尾部几英寸的地方擦了过去，紧接着是两节货车和一节守车呼呼拉拉地开了过去。我的眼睛在四处寻找那十几个救了我们的壮汉子，可是眼前一个人也没有。

我丈夫把车开到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停下来。我们抖得厉害，哪还顾得上想着去银行。他把车火熄掉，看了看我的脸，哑着嗓子说：“你是不是跟我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就好象…好象是有什么东西把车提起来，把我们往前一推，就把我们送出了轨道。”

“一点没错！”他喊着说。

我们低下头，感谢上帝应答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他今天确实是关照了我们。